台灣再提「普發一萬」：背後的K型經濟與政治算盤

台灣總統賴清德宣布，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增列2357億元新台幣，普發每人新台幣1萬元現金（314美元；2110人民幣）。

此案有待立法院表決，若掌握國會多數的在野黨投贊成票，預計最快今年底通過，明年農曆新年前後發錢，並成為台灣政府自2023年以來第三次直接全民發錢。

賴清德這次以「AI紅利，全民共享」為口號。彭博社報導，其「底氣」在於台灣受惠全球AI熱潮、半導體與供應鏈優勢，今年經濟成長率預估上看11.05%，有望創39年新高。

但同一時間，普發現金的政治性更濃厚。在野黨批評執政民進黨「雙重標準」——去年藍白陣營提出普發被綠營形容為「錢坑」，如今自己發錢卻包裝成「紅利」。

隨著11月台灣地方選舉逼近，這筆錢是真正的成果共享，還是政治攻防？

「AI紅利」與「K型經濟」

台灣股市近期破紀錄創四萬點，經濟成長上半年達14.15%，是半世紀以來同期最強。

賴清德週一（8月17日）表示，這次普發現金不是特別預算或舉債，而是在台灣AI半導體賺錢，政府在「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前提下「把經濟成長果實直接分給人民」。

他承認，台灣整體經濟蓬勃，但存在所得差距的問題，政府不能只看平均數字，更要照顧「平均數字以下的人民」，相信普發現金對後者有幫助，他並強調此案不會排擠其他施政。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馬志昂（Nick Marro）向BBC中文分析，台灣科技業出口強勁，但其他數據並未同步反映這股動能，非科技出口的成長相對持平。「而經通膨調整後的季度薪資成長——尤其是服務業——自 2025 年以來實際上還出現軟化。」

「台灣市場逐漸意識到，K型經濟越來越嚴峻，這也與我們在其他市場看到的政策發展相互呼應。」

K型經濟（K-shaped Economy）指總體經濟在成長或復甦時，不同產業、企業或社會階層的發展軌跡出現「分化」情況。如同字母「K」兩分支，一端持續向上攀升，另一端則持續向下。

馬志昂認為，賴清德政府正視AI熱潮所造成的失衡，方向本身是正面的，即使這項具體政策處方並不足以解決核心問題。他說，若要真正處理結構性或世代間的不平等問題，應著力於改善相對疲弱的薪資成長。

「全民現金發放只是邊際性的政策工具。它們能帶來短期購買力的提升，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台灣家庭或消費者所面對的深層問題。」

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大任也向台媒指出，對月薪約3萬元新台幣的低所得家庭，1萬元相當於多出三分之一月薪，具一定所得移轉效果，在K型經濟下弱勢群體會特別有感。

但吳大任提醒，民眾可能拿去支付既有開銷或儲蓄，而非新增消費。普發金額若過高，還可能排擠公共建設。

他建議，未來普發現金若常態化，應搭配排富條款或針對弱勢加碼，讓資源利用更精準。

政治角力

回到政治層面，這次「普發一萬」在台灣引爆輿論的激辯。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峻豪向BBC中文分析，有關提案「有濃厚的政治性」，但發現金能否換來選票，仍有許多疑問。

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賴清德能否掌握輿論，「讓大家看到台灣這些年來的經濟成果究竟是誰創造？誰可以主導分配？要看民進黨有沒有能力主導論述」。

長期研究台灣政治的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也在個人臉書專業發文分析，傳統政治學「經濟好有利執政黨」的鐵律，在台灣無法套用，因為台灣人對經濟的感受，被政黨傾向切割嚴重，這是台灣執政者面臨的特有政治難題。

在野黨方面，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批評，「國民黨提（普發現金）叫財政紀律，賴清德提就叫AI紅利」。

台北市長蔣萬安引用賴清德過去「買個菜錢就沒了」的說法，呼籲加碼「普發2萬」，他並質疑民進黨前後不一的態度。綠營回應指，台北市累計賸餘超過577億元，若真認為不夠可自行加碼，而非「出一張嘴」。

時代力量主席王婉諭則發文表達反對立場，她批評這是近四年內第三次普發現金，「每當政府稅收超徵，所有政黨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普發現金」，但其實更應該把這筆經費拿去蓋社會住宅。

「（普發現金）這是最廉價，也最沒有效益的政策選擇。一次普發現金，就要花掉超過 2300 億元，但錢發完了，台灣社會留下了什麼？」

對此，經濟學家馬志昂向BBC中文指出，以超額財政收入普發現金的構想，在野黨去年在防堵「大罷免」時曾提出，執政黨當時反對，今年卻自主提出，儘管不需動用特別預算，仍招致在野黨抨擊。

馬志昂認為，執政黨在地方選舉前出招，其政治性不言可喻：「這正是民粹政策常帶有政治表演成分的一個典型例子。」

「當然會領，哪一次不領？」

台灣政黨競逐激烈，但從BBC中文接觸到的民眾，不分顏色、南北部的選民都表示會去領這筆錢——在一萬元的真金白銀面前，很少人說不。

在台北市，一名在高奢珠寶業工作的楊小姐興奮地告訴記者，她更想領到蔣市長口中的的兩萬元普發。

「沒有民眾會不拿吧？」她說。

40多歲、從事教育工作的高雄市民江先生則說，如果這提案可以放到立法院的總預算審查，避免預算持續被在野黨卡在立法院，他會支持普發。

他告訴BBC中文：「當然會領，哪一次不領？但領錢不代表我認為這是對的政策，就像租房補助一樣，我不認為可以真正改善居住正義問題，但如果我要去外地工作租屋，我也會去申請租屋補助。」

江先生認為，普發一萬不是好的政策，但是好的政治攻防。「如果民進黨不提普發一萬，藍白也會提案，還會拿來當選舉操作。」

另一位30歲、在彰化市的年輕醫療工作者莊先生向記者坦言，普發現金「似乎是大多數人最有感，但也最容易引起討論的政策了」。

「但普發現金若成為國家政策的常態，這會讓人很困惑，就很像是在告訴大家錢可以解決任何問題，進而可能造成誤導。」

「不過我會去領啦，就把它當作政府的福利。而且這對一些辛苦的家庭可以是即時雨。」他告訴BBC。

普發現金並非台灣獨有，亞洲各地都有類似政策。

澳門自2008年起每年實施「現金分享計劃」，合資格永久性居民可領1萬澳門元、非永久性居民6千元，至今已連續近20年；近年新增「全年居澳至少183日」條件，引發激辯。

香港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推出多項紓困措施，包括一次性退稅及電費補貼，被視為早期「派錢」概念的開端，真正大規模直接現金發放則是2011年給滿18歲的永久居民人港幣6,000元的「派錢六千」。新冠疫情期間（2021-2022年）則改以電子消費券形式多次發放。

新加坡不定期推出「成長紅利」（Growth Dividends），把財政盈餘以現金回饋公民，金額依收入與房屋價值分級，低所得者領較多，屬於「有限度普惠＋累進」設計。伊朗在2010年取消能源與麵包補貼後，改為幾乎全民發放現金補貼（初期約每月40–45美元），規模龐大，被視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全國性現金移轉之一。

過去，韓國也因半導體紅利或振興內需推出過消費券政策。今年也並出現以超額稅收發放「公民紅利」的構想，但尚未成案。總統李在明表示，基本收入可以是多項實用政策的選項之一。

可以看見，不同政府發現金的原因及經濟效果不一，共同辯論焦點圍繞在財政可持續性、排富公平、對就業與消費的實際影響，以及是否淪為政治工具。